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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台灣會案
獨立台灣會案，又稱獨台會案，發生於1991年5月9日，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以加入獨立台灣會為由，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並於同日逮捕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社會運動參與者王秀惠以及傳道士Masao Nikar（漢名林銀福），且又於兩天後逮捕一名協助貼傳單的魯凱族青年Cegau Drululan（漢名安正光)。[1][2]這五個人可能因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與《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內亂罪，求處唯一死刑，被認為侵犯了《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在台灣引發一連串的的政治抗爭。此五人最終獲判無罪，在民意壓力下，立法院通過修改《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廢止《懲治叛亂條例》。
野百合學運
1990年3月18日
野百合學運，又稱1990年3月學運、三月學運，是指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間於台灣所發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自由廣場）上靜坐，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這場活動對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與質變。在學生運動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收割戰果，隨後於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鄭南榕拒捕自焚
鄭南榕（臺灣話：Tēnn Lâm-iông，1947年9月12日－1989年4月7日），臺灣社會運動倡議者、時事評論者，也是臺灣政治雜誌出版者及持不同政見者，主張爭取全面言論自由、支持臺灣民主化且致力推動臺灣獨立運動。鄭南榕的父親為台灣日治時期來臺的福州人，與客家籍妻子葉菊蘭定居臺北市，育有一女鄭竹梅。1981年鄭南榕成為自由作家，開始接觸政治議題，並為黨外運動雜誌撰寫文章。
中華民國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的1984年，鄭南榕與友人創辦了黨外運動雜誌《自由時代周刊》，大力批評時政，獲得不少社會民眾迴響。之後鄭南榕更以雜誌社為基地，多次發起要求民主化改革的活動，逐漸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人物。而在解除戒嚴後，鄭南榕仍反對當時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一黨獨大政府對於自由思想訴求的壓制，並且多次公開表示支持臺灣獨立運動。1988年，鄭南榕更進一步在雜誌上刊登了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1989年，鄭南榕因涉嫌叛亂被傳喚出庭，但他拒絕被警方拘捕。鄭南榕認為臺灣獨立的主張也是《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並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隨後將自己關在《自由時代周刊》雜誌社內，並準備汽油，彰顯抵抗意圖；是年4月7日清晨，警方向雜誌社發動攻堅行動時，不願被逮捕的鄭南榕於總編輯室點燃汽油，自焚身亡，終年41歲。
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台湾于次日零时起解严
戒严本为国共内战下的产物，而国共内战也因为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抛弃计划经济而发生质变，总统蒋经国在一开始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以为观望，但在大陆不断的与世界进行交流并实质的改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渐渐不再，进而推动了戒严令解除的历史条件。
198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共内战的和缓、国内的党外人士开始出现要求彻底解严的运动，抗议的民众高举“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百分之百解严”等标语。
1987年7月14日，总统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凌晨零时起解严，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3]（简称“解严”），在台湾省实施达38年又2个月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总统令同时还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而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对237位于戒严时期遭军法审判的民众予以减刑或释放。
而接近中国大陆的福建省金门县、连江县依照1956年（民国45年）6月23日行政院颁布之《金门、马祖地区战地政务实验办法》实施战地政务[4][5]。而国防部于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金马位处前线，且在共军火炮射程之内，随时有遭受攻击之虞，在中共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仍属接战地域的情况下实施临时戒严；直到1992年11月7日同时解除临时戒严与战地政务，历时近43年。
民主进步党成立
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是陈水扁踏入台湾政坛的源起。陈水扁是美丽岛事件被告辩护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的黄信介辩护。美丽岛事件被告的辩护律师团共有15位律师，因本案而声名鹊起，其中多人后来都成为党外运动的要角，陈水扁其后也开始积极参与党外运动。1988年1月，加入民主进步党并当选为中常委。
1980年代，党外实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同年，党外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1986年7月起，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建党十人小组” 开始秘密进行组党事宜，1986年9月28日，由132名与会的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敦睦厅开会，对于筹组新党开始讨论。
最后采用由谢长廷及尤清主张的“民主进步党”作为党名，正式宣布组建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创党后十人小组又增加八人，扩大成为“十八人建党工作小组”，一个多月后，民进党召开第一次全代会，在会中由曾担任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江鹏坚击败党外大老费希平，当选首任党主席。
十信案爆发
1985年1月底，臺北十信有18家分社、6萬多社員，存款額最高達171億元，為當時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信用合作社。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調查臺北十信營業違規的事件登上媒體後，臺北十信各分社出現擠兌提款現象；此時財政部次長李洪鰲仍對新聞媒體稱，主因是臺北十信客戶準備發年終獎金給員工，此現象各大銀行皆有，並非只有臺北十信如此。[2]
1985年3月11日，經濟部長、前財政部長徐立德自承對十信案有道德責任請辭，8月財政部長陸潤康自請處分請辭，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因在選舉中主張提名蔡辰洲請辭。[2]
據美國傳回來的消息指出，十信案的爆發，蔣經國最先知道兩個黨政要員涉案，其中一名海外盛傳即是當時的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另一名則是部長級官員。依據海外消息來源的描述，這兩名涉案的官員絕不祇是單純的「關說」、「包庇」等政策上失誤而已，當時蔣經國曾漏夜召見這兩位要員，結果同案扯出了兩百位國民黨的高、中階層官員，蔣經國了解全部案情後十分震怒，蔣彥士並因而去職，經濟部長徐立德、財政部長陸潤康隨後跟進，他並指示蔡辰洲要重辦，結果蔡成為台灣刑期最長的票據犯，二年後病死獄中。
陳文成事件
陳文成
陳文成事件，即陳文成命案，於1981年在台灣台北市發生的陳文成博士離奇死亡案件，真相至今未明。此事件轟動海內外，為改變台灣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
1981年5月20日，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系助理教授陳文成全家由美國返台探親，7月2日被三名警備總部人員帶走約談並疑似遭警備總部謀殺，隔日清晨被人發現陳屍於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旁。國民黨政府曾聲稱他是畏罪自殺，陳文成的家人與朋友指控是遭到政府謀殺。到台灣參與驗屍的美國法醫生理學家及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則認為這是一起他殺案件。
此事件引起美國政府重視，對國民黨政府施壓，要求進行調查，美國國會同時要求調查國民黨派至美國校園的特務學生（俗稱職業學生）。在美國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宣布，在未確定罪名前，警備總部不得隨意秘密約談相關人士，並且取消海外政治犯的黑名單。當時正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陳文成命案造成國際社會要求中華民國實施民主化的壓力與關注，使國民黨政府同意讓海外異議人士回到台灣，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解嚴後，台灣政府對陳文成命案曾數次重啟調查，但都沒有具體成果。
陳文成於建國中學畢業後，以大學聯考全國第二名的成績錄取臺大醫學系，但因發現色盲，改入臺大數學系，後取得臺灣大學數學學士，隨即負笈美國，取得密西根大學碩士、博士，並在美國執教，執教期間，頻頻捐助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尤其捐助美麗島雜誌。
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大審的關係人物
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當時中國國民黨主政的蒋经国政府稱此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是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時發生於台灣高雄市的一場重大衝突事件。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運動人士，於12月10日組織群眾進行遊行及演講，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期間有一些理小平頭配戴青天白日徽章的二十餘歲不明人士混入群眾中朝演講者投擲雞蛋進行挑釁。外圍的鎮暴部隊則將群眾完全包圍住，並往裡面釋放催淚彈，以及照射強力探照燈朝群眾逼近，並逐步縮小包圍圈，終至引爆警民衝突。[1]事件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大舉逮捕黨外人士，並進行軍事審判，為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警民衝突事件。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判死[需要解释]，史稱「美麗島大審」。最後在美國國會議員以及各界的壓力下，除总指挥施明德判無期徒刑外，其餘皆以有期徒刑論處。
此事件對台灣往後的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台灣民眾於美麗島事件後開始關心台灣政治。之後又陸續發生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劉江南命案（1984）撼動國際社會，使國民黨政府不斷遭受國際輿論的壓力以及黨外勢力的挑戰，國民黨只好漸漸不再堅持一黨專政，之後解除持续38年的臺灣省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逐漸走向民主化。
美麗島大审判的八位受刑人中，除林弘宣之外，其他的七位受刑者在出獄後，都曾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或者代理主席。呂秀蓮曾任副總統、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长、陳菊現任總統府秘書長、施明德和张俊宏曾任立法委员、林弘宣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雷震（《自由中国》）事件
反蒋连任、筹备组党
雷震与在野人士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等共同连署反对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度连任总统职位。
1960年2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社论。
同年5月4日，《自由中国》再度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
同年5月18日，非中国国民党籍人士共72人于中国民主社会党总部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民主，并决议即日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又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
此后，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并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其中，李万居为筹备中新党的党主席、雷震则为秘书长。
同年7至8月间，他们举行了四次分区座谈会，情治单位同时进行密切监控。 大江东流挡不住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执笔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言组党就像民主潮流，乃是无可阻挡；此言论触及了国民党政府之容忍极限。
同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罪将雷震与刘子英、马之骕、傅正等人逮捕，并随后在军事法庭上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判处十年徒刑，又将傅正及马之骕判处感化三年，而“匪谍”刘子英则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同日，胡适向时任行政院院长陈诚发出电文：“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1][2]同时，中国民主党宣告组党失败，《自由中国》杂志社宣告解散。
同年9月23日，立法委员费希平在立法院第二十六会期第二次会议对此提出六点问题质询行政院院长陈诚。[3]
同年10月8日，总统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4]；当时，监察委员陶百川自承“深知政府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自非监察院所能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