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当然这一时期的特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不同的层级，享受不同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各种商品免费特供、子女免费特教培养等等。较典型的例子，如“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别墅里，有四五十人为他服务；再如，莫洛托夫的大别墅里，连打碎的餐盘，凭碎片即可任意向国家免费置换新的。只要进入“名录”，“一切由国家包了”。此外当时苏联还实行所谓“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简言之，即在正规工资之外，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领导人发放巨额钱款。信封内钱数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1～2倍。此乃斯大林时期体制腐败登峰造极的标志。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他生前曾向苏联作家丘耶夫披露过“红包制”。“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 .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

应邀与斯大林共进午餐或者晚餐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则“相互交谈：设法使这顿午餐或晚餐早点收场。而有时候还没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时间，有人就说：‘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叫我们去？’我们希望别叫，因为我们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让我们没法工作。他那里的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有时甚至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而之前列宁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而其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则被丢到了一边。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虽然赫鲁晓夫有着改革的意愿，但他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

最终，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从另一方面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是极其深厚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在当今媒体中，能举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案件的名称，有影响的大案如珠宝钻石走私案、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等，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在他执政后期，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地摆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刚钻戒的镜头，更把自己的那点爱好毫不遮掩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之后，夫人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都会收到很多“贡品”，而对珠宝钻石有着病态痴迷的女儿所做的那些冒险勾当，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贿行为也广为人知。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更甚，他从一个上尉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升迁，以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种种恶行早已被人们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绍“总书记本人和他家庭的腐败和贪欲”情况时断定，“总书记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社会的腐败场所”，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乌克兰的同事及老乡，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贪腐之人。例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对女儿女婿的“舐犊之爱”为自己投机钻营。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纵容的亲信还有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库纳耶夫等等。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涉嫌贪污腐败官员级别高、范围大，从最初的个别部长，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个部，甚至中央委员。典型例子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B.姆日阿瓦纳泽。原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H.A.罗吉昂诺夫回忆，姆日阿瓦纳泽夫妇“很时髦地大张旗鼓地庆贺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皇’。生日庆典邀请了大量宾客，他们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70—80年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在俄罗斯联邦贸易部、苏联外交部、外贸部、后勤部、俄联邦轻工业部、苏联文化部都有出现。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当时的腐败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与行业很多，而在每个涉案部门和行业中，又能“纵向”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且最终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

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当时，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罗季昂诺夫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有记录显示，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握有职权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官员家属，都仿而效之。

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

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都能用钱或者权力来“摆平”。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

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

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共党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布尔什维克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

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来源：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转载自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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