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底开始，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全美50个州1700多个城镇爆发了5000多场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这一波抗议的规模之广、呼声之高、影响之深，可谓前无古人，也许将后无来者。

这一切看似突如其来，但其作为美国新一轮反歧视民权抗争的高潮，实际上酝酿已久。此轮民权抗争已经取得的“战果”，是在几年前抗争刚开始时所无法想象的。虽然抗议的余声未落，但从现在情况看来，几乎可以确定，以保护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为初衷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至少暂时抵挡了以挑战“政治正确”原则为傲的特朗普主义。

在美国，“政治正确”并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往往超越法律。随着美国社会的越发多元化，人们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于法律，也来自于尊重少数族裔及承认弱势群体平等地位的“政治正确”原则。“政治正确”并非全面干涉个体私下的言论自由，但要求人们在公开与半公开场合表达对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基本尊重。近年来，美国各界人士因在公开场合发表歧视性言论而受到谴责甚至丢掉饭碗的案例数不胜数，就连美国高中生在社交网络上的部分歧视性用语及言论也会被美国大学作为撤销录取通知书的理由。

与“政治正确”相关的反歧视抗争，我在5年前的耶鲁校园里与其有近距离接触。在我看来，最近的大规模游行的许多方面，看似好像是5年前耶鲁抗议的扩大版。

2015年万圣节前夕，耶鲁校方向全校学生发邮件，提醒学生不要在万圣节时选择冒犯少数族裔的着装。这封邮件在普遍遵循“政治正确”的美国大学校园内再普通不过，但是耶鲁大学斯莱曼本科住宿学院（Silliman College）副院长向全学院学生群发邮件说，校方不应插手学生的着装选择。她明确地指出，她当然不赞同冒犯他人的行为，但如何着装是学生的自由，若产生分歧或争执，应由学生自己去解决。

邮件公开后，有不少少数族裔的学生感到了冒犯。结果，不少少数族裔的耶鲁本科生先是与斯莱曼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发生争吵，之后则集体向耶鲁本科的教务长讲述自己在耶鲁遭受歧视对待的种种经历，最后还组织全校上千名学生游行向校方示威施压。回过头看，这场抗议，实为近5年来在美国各大校园内发生的围绕“政治正确”的学生抗议的先河。

5年前的耶鲁校园里，沉默的中立与观望者有之，绝大部分师生都有机会听到少数族裔的的呼声，并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进行反思。与时常发生在美国街头的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施加暴力的示威游行相比，耶鲁大学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不仅有少数族裔学生，更有包括许多自由派的白人学生，大多为自由派的教授群体也为学生的抗议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支持。

与“政治正确”相关的抗议的焦点，离不开语言与象征。2016年，在学生的压力下，耶鲁校方决定把一个曾以约翰•C•卡尔洪（John C. Calhoun）命名的本科学院改以葛丽丝•霍普（Grace Hopper）的名字命名，用一个从耶鲁毕业的著名黑人女科学家的名字代替了一个从耶鲁毕业的种族主义者和奴隶制积极倡导者的名字。不过，当时全美与“政治正确”相关的改名浪潮仅停留在停止纪念公认的种族主义者。在耶鲁学生抗议期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也要求校方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名字从该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名称中去除，但由于威尔逊不仅是普林斯顿的校友，还是普林斯顿的第13任校长，并作为美国总统带领美国胜利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普林斯顿校方并没有采纳学生的提议。

然而，就在今年6月，随着近期反歧视抗议的爆发，校长的地位和总统的光环已经无法逆转威尔逊的名字从普林斯顿国际关系学院的名称中被移除的命运。普林斯顿现任校长在《华盛顿邮报》中的评论提到了威尔逊为普林斯顿和美国社会做出的各种贡献，但他笔锋一转写道：“威尔逊也是一名种族主义者。”曾经，普林斯顿校方因威尔逊的贡献而纪念他；今天，普林斯顿则选择因为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倾向及其所施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而与其划清界限。

这也正如美国历史上原有的称呼和形容少数族裔的某些词汇，随着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而变为禁忌词汇一样，近期相关运动的 “战果”，体现在更多历史上种族主义者的名字从建筑或机构的名称中消失，许多美国南北战争中为南方奴隶制而战的将军的雕塑被抗议者或当地政府移除，就连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的雕像，也被支持“新”大陆土著民后代的人们在美国多个城市中推倒。

提到土著民，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件吸引美国社会关注的改名风波，即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Redskins）的队名问题。美国有不少大学和职业球队都以与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相关的词汇命名，有个别是为了表达对土著人群的敬意，但大多都多多少少具有冒犯的意味，其中“红人”是普遍被认为最具冒犯性的一个队名。多年来，美国的土著团体一直要求“红人”队改名，但球队的老板在2013年带着挑衅的语气向媒体宣称“永不改名”。

然而，随着近期全美抗议的发展，6月，“红人”队的赞助商美国联邦快递要求球队改名。不久后，耐克与亚马逊将“红人”队的商品统统从网店中下架，以此向“红人”队施压。岂料，不到两周，球队就宣布弃用“红人”队名，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宣布新的名称。这是因为新队名所有可能的名称，都早已被一名希望能够通过转让商标权大赚一笔的美国男子抢先注册。可见，在“红人”队打算“永不改名”时，已经有人为其改名做出了更为充足的准备。

这些改变，看似只是语言上的调整，但实际上是对商业利益的考虑。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背后则是对美国民意的估量。美国民意对种族歧视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变化，不得不说，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来自特朗普。

特朗普主义其实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产物，其产生和流行所反映的是美国民意两极分化的加剧。特朗普当选后的一系列反对“政治正确”的评论及其政策，起到了逼迫人们表态的效果——要么坚决支持特朗普，要么鲜明地反对特朗普，这就大幅挤压了中间立场，其结果则是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共和党，无论政客还是选民，大多都开始支持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与保守主义相左的特朗普主义，而反对特朗普主义的前总统小布什和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却成为了党内的少数；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派为了得到选民的支持，则将靶标树立为特朗普主义，其中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和几位少数族裔的议员因此在美国左派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然而，特朗普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其走向随着近期的抗议而越发扑朔迷离。2016年8月，美国橄榄球球星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开始在赛前奏美国国歌时单膝跪地，以抗议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针对少数族裔的警察暴力，特朗普则抨击卡佩尼克，指责他“不爱国”。美国橄榄球联盟的老板们则认为特朗普代表了广大球迷的心声，并认为与卡佩尼克续约就是纵容“不爱国”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招致球迷们的反对而导致经济上的亏损。这导致了在2016赛季结束至今，再也没有球队与卡佩尼克签约。

不过，在近期的抗议中，美国民众终于意识到，如果当时美国社会当初因卡佩尼克的单膝跪地而做出对警察暴力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这次抗议的导火索——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单膝跪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颈部使其窒息而死的惨剧。因此，一向站在特朗普一边的美国橄榄球联盟，这次却由联盟主席亲自出面承认错误，并鼓励球队与卡佩尼克签约。

随着这波抗议行动的兴起，制度性的讨论终于从美国大学校园里正式进入到了美国社会各界。耶鲁大三英文系的华裔学生黄艾琳虽然没有亲身经历5年前耶鲁校园的风波，但她写下的声援示威者的公开信，实际上是对5年前耶鲁学生抗议而引发的制度性反思的一种传承。

尽管制度性歧视由美国左派所提及，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左派已经有了答案。实际上，美国警察与少数族裔冲突较深的地方，很多都是民主党掌权的地区，如这次抗议的原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前市长在《纽约时报》中写道：“自由派的白人，尽管认为我们自己所说所做都是正确的，但却一直抗拒着几十年来我们的城市一直需要的制度性变革。”民主党虽然在种族议题上比共和党对少数族裔更为友好，但即便是民主党掌权的地区也多多少少默许着歧视性制度的存在，因为在种族问题的背后，还有着各个派别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复杂考量。

所以说，如此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恐怕不能仅靠“政治正确”的言语与象征的改变而得以解决。近期美国的反歧视抗议是否能成功地带来制度性变革，则要取决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自由派能否有效地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持续引导美国民众对于种族歧视的深刻反思，进而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以及民主党内一批以反种族歧视为己任的政治新星能否得到足够多选民的支持，从而打入美国主流政坛。如果这波抗议的成果只停留在言语和象征上的胜利，甚至最后还被那些“挺身而出”伸张“政治正确”的大学、公司和地方政府所“占用”，并且满足和止步于此，那么相应变革的到来恐怕依然遥遥无期。

（注：作者董一夫，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