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德国超过五分之一（21.3%）的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状态下，总人数高达280万。平均每七个孩子中，就有一人的生活依赖社会救济，占比大约为13.8%。

而疫情的到来，使青少年贫困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贫困儿童的家长大多从事短期工或打零工，疫情来袭使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甚至会失去工作。贝塔斯曼基金会董事德拉基（ Jörg Dräger）表示，限制公共生活的防疫措施使许多公共救济活动停止运作，这也使贫困儿童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家中无电脑 如何上网课？

疫情期间，学校关闭，学生们需要居家上网课，但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在家上网课也同样困难重重。因为这类家庭往往不具备相应的设备。调研显示，接受社会救济的家庭中，24%的儿童没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此外，他们也很少拥有独立空间，以便能不受干扰的听课学习。

调研指出，尽管过去五年来，受救济儿童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但他们同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同龄人之间的相对差距，仍和以前一样。本次调研是根据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提供的数据而完成的。调研对象是家庭收入低于全德平均水平60%以及接受失业救济家庭的儿童。

"悬而未决的结构问题"

地区不同，状况也大不相同：在有些地区，接受社会救济的儿童占比高达40%，而另外一些地区，这一比例只有2%。在德国东部地区，接受救济的儿童比例从2014年的22.1%降到了2019年的16.9%。而在德国西部，这样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13%的水准。

调研显示，家庭经济条件与青少年能否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否拥有足够的居住面积、能否买得起新衣服或定期去电影院等27项分类比较显示，贫困儿童和普通家庭儿童间有着极大的差别。68%领取社会救济的家庭无法负担每年一周的度假出游，而普通家庭中这一比例只有12%。

社会问题专家们认为，儿童贫困问题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其后果非常严重。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德拉基说："在减少儿童贫困问题上，政府做得太少。"他表示，应从社会及家庭政策层面上制定新的方案，比如建立儿童参与金或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制度，此外，还应建立起让青少年能够长期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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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下的昏暗前景：这里是不来梅的Grohner Düne区，据统计这里是全德国贫困风险最高的地方，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困人口。在德国，收入低于平均线60%的人，被视为贫困人口。

为“救济餐桌”做准备 ：不来梅有三个为穷人提供的“救济餐桌”，膳食都靠公司、面包房、超市等捐赠。图片上，“救济餐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Burg“餐桌”做准备，每天有大约125人来这里。

多元化的贫穷：来“餐桌”的有个人，也有家庭；有德国退休人员，也有移民、难民。其中一个救济餐桌的负责人表示，不来梅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没有紧张气氛，餐桌的气氛充满宽容和感激”。

高龄志愿者：在“餐桌”帮忙的很多都是志愿者——比如图上80岁的退休老人Werner Dose。此外，还有一些实习生和“一欧元工作”者。

衰败的哈勒市：位于德国东部的哈勒，曾经别具魅力，是民主德国的重镇。如今，这个城市日渐衰败。在哈勒新城，有很多闲置的破旧楼房。当地失业率很高，前景很差。

德国的“穷孩子”：上不起课外辅导、办不起生日聚会、参加不起体育协会——德国有超过200万的“穷孩子”。在哈勒新城，儿童的贫困率更高，三分之一孩子的家庭都要依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

“不让孩子饿肚子”：“Schnitte Ost”这个援助机构向大约50个孩子提供帮助。孩子的年龄在6至15岁之间。负责人说，“我们的座右铭是：不让孩子饿着肚子回家”。

饭后要刷牙：“Schnitte Ost”的负责人表示，对该机构的需求持续增加，很多孩子来自难民家庭。该援助机构除了提供免费餐饮外，也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其中也包括教孩子们刷牙。

流落街头：在柏林，大约6000人流落街头，其中60%是外国人，他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在欧洲大城市，近年来流浪汉的人数持续增加。

他的梦想：Jörg是一名建筑机械师，38岁的他已经在街头生活6年了。他曾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抱怨，柏林的流浪汉越来越多，互相之间的竞争更强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重新玩打击乐，“那真的让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