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迪总统埃瓦里斯特•恩达伊希米耶(Evariste Ndayishimiye) 6月就职几天后，就结束了数月来官方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否认。他下令在该国商业首都布琼布拉(Bujumbura)进行大规模检测。此举是非常应该的。他的前任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曾对病毒嗤之以鼻，并将布隆迪的防疫工作托付给上帝，结果为自己的冷漠付出沉重的代价。恩库伦齐扎已经身亡，几乎可以肯定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

几个月来，随着全球疫情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然后又转移到美洲，非洲避过了最严重的新冠疫情。但现在非洲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开始急剧增加。迄今已有66.7万人确诊，其中至少1.45万人死亡。这让一些专家担心，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可能即将进入新冠疫情爆发的关键阶段。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fric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非洲联盟旗下的公共卫生机构——译者注）在整个非洲大陆层面部署了有效的抗疫回应。该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John Nkengasong)表示：“这场疫情正在全面形成势头。”他警告说，随着疫情传播速度加快，危险在于“我们的医院系统将不堪重负”的危险。

这样的局面已经在南非发生，该国是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每两周增加一倍，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重症监护病房已人满为患。按照目前的速度，到8月初将有超过100万人被感染。

死亡人数已超过5000人，而且还在急剧上升中。一名卫生官员一度误称豪登省(Gauteng)为死者准备了150万座坟墓，引发了恐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在一次讲话中把新冠疫情比作南半球冬季寒风刮起的一场风暴，警告称南非几乎没有地区能幸免。

并不是整个非洲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冈比亚等一些国家报告的感染病例很少，几乎没有死亡病例。岛国毛里求斯成功扑灭了一波早期输入性病例，而且近三个月来没有记录到一例本地传播病例。

苏丹商人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表示：“刚开始时，我们以为我们将看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到目前为止数据还没有显示出这一点。非洲各国政府的回应很可能比英国或美国政府更好。而且幸运的是，在非洲，这种病毒似乎不喜欢我们。”易卜拉欣是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的负责人。

“一个新阶段”

然而，几个非洲国家新出现的病例激增给这种乐观情绪蒙上了阴影。在疫情较严重的国家中，逾半数记载病例发生在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加纳这五个国家，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较高的检测能力。

但这场大流行的传播范围远不止于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数据，在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病例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喀麦隆和吉布提等国的病例正在急剧增加。世卫组织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洲的大多数感染都是输入性的，主要来自欧洲，而现在非洲大陆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报告出现了本地传播。

地处南部非洲、拥有1800万人口的产茶国家马拉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表面上看，它的数据似乎令人放心，截至7月中旬只有51人死亡，约2700人感染。但医疗工作者表示，他们正开始看到感染病例显著增加。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Lilongwe)的“马拉维项目”的医学教授米娜•侯赛尼普尔(Mina Hosseinipour)表示：“我们的第一个病例出现于4月初，随后我们的病例增长一直非常缓慢。我们那时还在想：这场疫情什么时候会来？”

她说，考虑到一系列可能带来灾难的失误，感染病例较少的现象格外令人注目。许多在南非打工的马拉维人被大巴送回家，返回时携带了新冠病毒。一些人逃离了设施较差的隔离营地，给其社区带来感染风险。马拉维政府也没有能力实施封锁，此前一些公民社会团体担心封锁对人民生活的严重影响，在法庭上成功挑战了这项措施。和布隆迪一样，马拉维甚至举行了全国选举，现任总统在对去年选举的重选中失去了权力。

侯赛尼普尔教授表示，尽管发生了这些潜在的超级传播者事件，马拉维死于该病毒的人数仍然很低。但现在情况变了。她说：“过去两周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她补充说，目前记录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到医院来寻求紧急呼吸系统医治的人也多了很多。她说：“新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戴口罩，并建议采取更严厉的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她表示感染人数上升带来了紧迫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数据方面的巨大鸿沟

马拉维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近期的经历，给早期的希望泼了冷水（如果还没有彻底浇灭的话），即非洲大陆或许能避免最严重的疫情。

“我们看到的只是延时效应，”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流行病学和国际卫生教授弗朗切斯科•切基(Francesco Checchi)表示。他补充说，这场疫情在非洲大陆出现得比较晚。“我并没有真的看到有任何证据表明，疫情在非洲的发展轨迹有质的不同。”

切基教授指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航班较多的国家，如南非、埃及和摩洛哥，正是首批输入“种子病例”的国家，导致疫情更加快速地蔓延。他对许多非洲国家政府的早期努力表示赞赏；对结核病、埃博拉(Ebola)等传染病的威胁非常熟悉的这些国家，通过筛查、公共卫生宣传、宵禁和封锁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但他表示，最终而言，这只是一种拖延战术。“封锁只能为你争取时间。”

非营利组织Surgo Foundation的执行主任塞玛•斯盖尔(Sema Sgaier)也认为，这场疫情在非洲的未来发展轨迹还很长。她的基金会根据开源数据，为最易受COVID-19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冲击影响的地区编制了一份指数。根据该指数，尤其脆弱的国家包括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这些国家的疫情都尚未真正大爆发。

斯盖尔教授表示，仍有一些保持谨慎乐观的理由。她说，即便新冠疫情最终在非洲像在欧洲和美洲那样全面爆发，它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可能更少，因为非洲大陆的人口结构更加年轻。非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19.4岁，而美国和欧洲分别为38岁和43岁。

基于年龄和性别比率，Surgo Foundation估算出非洲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感染者中死亡人数的比例）在0.1%至0.15%之间。针对劣质医疗服务（缺乏氧气、呼吸机等）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合并症因素调整后，非洲的感染死亡率平均为0.55%，其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为0.22%，表现最差的为0.76%。相比之下，美国的感染死亡率为1.3%，这意味着感染COVID-19的非洲人生存下来的几率是美国人的二到六倍。

话虽如此，即使这些较低的死亡率估计数字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也意味着，如果60%的非洲人最终被感染，将有逾400万人死亡。

这类计算往好了说也只是猜测。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到，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数据在许多非洲国家近乎不存在。诸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会增加COVID-19患者死亡几率的疾病的发病率，在许多非洲国家几乎肯定低于相对富裕的南非；在南非，这些合并症有助于解释较高的死亡人数。南非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8岁，也比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高出近10岁。

许多国家的死亡记录有限，进一步妨碍了建模者的工作——他们还必须考虑营养不良、艾滋病毒等因素。这迫使研究某些国家的统计学家转向墓地的卫星图像，以寻找可能由COVID-19导致的所谓“额外死亡人数”的线索。“我们真的是在黑暗中摸索。”斯盖尔教授说。

还有初步证据表明，由于人口年轻，非洲国家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可能更多。莫桑比克政府在拥有75万人口的北部城市楠普拉(Nampula)进行的一项抗体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二的感染者只有非常轻微的症状，或者没有任何症状。

此外，该研究发现，5%的社区居民和10%的市场商贩曾经感染冠状病毒。然而，楠普拉省记录在案的死亡病例只有4个，莫桑比克全国只有9个。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肯格松曾强烈警告各国不要自满，但就连他也承认，非洲大陆年轻人较多意味着死亡率可能会较低。他说：“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带着新冠病毒随意走动，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我们需要通过适当的研究来支持这一印象。”

呼吁更多检测

这些相互矛盾的证据使得非洲各国政府很难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是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必须坚持执行缓解风险的政策。他们说，在全面封锁（这在贫困社区很难维持）与任由疫情自行发展之间，有一条中间道路。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专业服务组织Cooper/Smith利用数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该组织运行的统计模型显示，仅在马拉维一个国家，保持社交距离就能阻止数百万人感染，避免其中9000人死亡。该组织的董事总经理汉娜•库珀(Hannah Cooper)表示：“非洲国家不需要在破坏性的封锁与‘任由疫情肆虐’之间做出‘苏菲的抉择’。”她表示，即使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也有足够信息来量身定制特定社区的回应。

几内亚总理易卜拉希马•卡索里•福法纳(Ibrahima Kassory Fofana)表示，他的政府实施了比全面封锁宽松一些的抗疫措施。他说，2014年至2016年埃博拉疫情的经历使几内亚处于有利地位；那场疫情导致西非1.1万多人死亡。几内亚关闭了领空，鼓励洗手，禁止包括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大规模集会，并将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与其他地区隔离。这个拥有1300万人口的国家记录了6200例病例，其中38人死亡。

卡索里•福法纳表示：“就控制疫情而言，疫情迄今得到控制。我们比较乐观，因为我国的人口要年轻得多。”

第二个教训是迫切需要更多的检测。南非每天检测约5万人，而吉布提、加纳和摩洛哥等国作出协同努力以扩大检测范围。然而，路透社(Reuters)的一项分析表明，截至7月7日，非洲国家平均每100万人有4200人接受了测试，而欧洲为74255人。

被任命为非盟(African Union)特使的津巴布韦商人斯特里韦•马西伊瓦(Strive Masiyiwa)表示，他帮助建立的泛非医疗物资数字平台，应该能够大幅提升检测能力。该平台于今年7月上线，得到了非洲进出口银行(African Export-Import Bank) 38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它让非洲政府和组织得以集中他们的订单，以便获益于批量定价。

马西伊瓦表示：“现在没有借口说，我们无法获得检测试剂盒，因此无法进行检测。”他补充说，政府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为医院配备氧气设备、防护设备、药品和呼吸机，为即将到来的感染潮做准备。

有了更强的检测能力和旨在减缓疫情蔓延的政策，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正在为可能更严重的下一个疫情阶段做准备。

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切基教授表示，在未来几个月，一些国家将不得不从压制阶段转向寻求减轻疫情影响的阶段。

切基教授表示：“在获得疫苗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压制不住疫情，这种说法并不丢人。同样不丢人的说法是，我们将努力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并为肥皂和水提供补贴来减轻影响。就最终死亡人数而言，诸如此类的几项政策可以产生显著影响。”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