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外部世界，颇给中国人以“天下大乱”的感觉。这当然部分是官方引导舆论的结果：国内的负面信息和国外的正面信息大都被屏蔽了，让国外形势更显“水深火热”。但即使这些被操纵的感官印象打个大折扣，外部世界“天下大乱”的迹象却仍挥之不去——它们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今年5月，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引发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等全美数百个城市城镇的抗议示威活动。间或夹杂着暴力行为的抗议之火持续延烧，蔓延到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另一方面，在欧美，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仍在持续。尤其是美国，截至7月22日，累计确诊患者人数超过390万，死亡人数超14万。

这些混乱甚至悲惨的数字和画面，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中国广泛传播，使得中国的许多“爱国者”或中国模式礼赞者感到惬意甚至高兴。这倒不是他们天生地喜欢幸灾乐祸，而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堪的画面又一次地验证了自己的正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了。但几乎是同样的这些人，又有着无比宽广的世界主义胸怀：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应该在全世界推而广之。我们不难观察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为外国尤其是美国出现的混乱局面点赞的，和为“中国模式”喝彩的，几乎是同一群人。

这种情理矛盾的“中国文化救世说”，使我不由得想起一百年前中国的思想文化巨子梁启超。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一面通过日文书籍如饥似渴地吸收近代思想文化，一面创办《清议报》、《新民丛刊》等报刊，大力鼓吹这些新思想和新文化。尤其是分二十六期连载、后来结集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透彻晓畅，遒劲有力，笔端带着感情，又裹挟着新鲜思想，有着一种独特的大魔力，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不同立场的读者，是以风靡一世。“新民体”的文字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知识青年，其中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和毛泽东等一大批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留下厚重脚印的人物。1918年4月，毛泽东将自己在长沙组织创办的学会命名为“新民学会”。此后约半个世纪，用“新民”作人名、地名或商标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其影响之巨大之深远可见一斑。

然而，就是这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巨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游历欧洲诸国，于1919年写成《欧游心影录》，感慨于欧洲战后之惨状，失望于欧洲物质文明的“破产”，呼吁中国青年起来拯救世界文明。他这样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等着你来超拨他哩！”（《欧游心影录》，下篇）

梁启超对一战后的欧洲文明感到失望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主张“优胜劣汰”的国家达尔文主义的膨胀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高达三千五百万人。整个欧洲经济困顿，产业凋零，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各种异端、极端学说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欧洲上空弥漫着悲观沮丧的空气，人心涣散不安。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巴黎和谈更将欧洲政客们唯利是图的心态暴露无遗。

梁任公先生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他真诚地希望中国儒墨道三圣的学问与西方近代精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产生新的文化系统，以拯救人类文明。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十年呕心沥血努力奋斗的目标。同时，他担心中国青年因内忧外患而丧失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于是拉起一面巨大无比的旗帜，为他们指明了奋进方向。

但遗憾的是，梁任公先生这次却错了。所谓的“西方文明”此后虽经历种种曲折，甚至包括比一战对人类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内部也始终包含着种各种矛盾和冲突，却不仅没有破产，反而一直保持着新鲜的活力，直至今日仍然是人类最强健的原创力的源泉。梁任公先生所断言的西方近代文明的破产，在这一百年间并没有出现。另一方面，他所期待的中国青年以新的文化系统来拯救人类文明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倘若任公先生今日在世一定倍感痛心的是，一百年后，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并没有像他当年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独立自尊的“新民”，而是大致地分化成了两种人。一种成了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据说是因为他们仍然缺乏判断力，不能明辨是非，所以只能接受经官方筛选后的信息和舆论；另一种成了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巧妙地利用各种特殊资源或特殊的制度安排，汲汲营营于名利场。当然此外还有少数例外。但无论是哪种人，在公共事务中都不具备完整的近代公民的能力，都需要将“新民”本应享受的权利和本应承担的义务拱手让渡出去。一百年前，梁任公先生为国权和民权呐喊奔走；一百年后，虽然国权得到了伸张，民权却依然备受压抑。就连梁任公先生当年创办报刊、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自由，在一百年后的中国也已几乎消失殆尽了。

梁任公先生适逢新旧时代大变局之际，世事瞬间千变万化，思想界新论怪论层出不穷。即便像他这样的聪明绝顶之士，在其洋洋洒洒的逾一千四百万言的著述中，有前后抵牾或判断失误之处，本来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梁任公在此处有两点却值得特别注意。其一，他发表这番见解时，正值中国近一两百年来言论最为自由之际，几乎可以说完全排除了政治压力、舆论诱导或监控的影响。任公先生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思想家，其见解在未被外部压力扭曲的情况下，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最真实的想法。其二，在梁任公先生所表达的这种最真实的想法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犹如云泥。1920年《欧游心影录》付梓之时，正是中国整个前近代社会颤巍巍地试图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之际。一面是积贫积弱和民智未开的现实，另一面却是拯救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雄心壮志。现实越是惨淡，理想却越是宏伟；理想越是宏伟，现实问题却越找不到合理的解决方式，于是变得愈加惨淡。这种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中国式思维陷阱，我们不妨称之为“梁启超陷阱”。

此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掉进“梁启超陷阱”的情形屡见不鲜。现实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越是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是棘手，在体制内越难找到出路，当局就越高举拯救人类文明的大旗，彰显其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例如，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出现大饥荒时，仍高擎国际主义大旗，大举对外援助。从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看，“梁启超陷阱”并非一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常态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当然，后来者在传统文化之外，又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部分满足了中国人自尊心，也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人类的未来发展阶段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归宿，现在跑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由于自身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无法进行革命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抢先进入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再次回归天下第一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战胜了其他思潮，与中国急于再次胜出的心态有关，其实也部分体现了“梁启超陷阱”。而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在本质上都仍是梁启超的门徒，不管他们自己意识到与否。这种思维无益于中国朝着近代化方向合理地解决体制内现实的、根本的问题，因此，进一步理解“梁启超陷阱”的基本构造并探讨跳出这一陷阱的方法则是极为必要的。

梁启超八岁能文，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五岁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四载，其间历访美国和澳大利亚，到了1919年，更是游历了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等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优秀、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之一。即使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我们也随处可见其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他在比较前近代（中世纪）文明和近代文明时说：“英国从前权利,都是很少数的贵族专有。渐渐拿出来给中级的人共享,渐渐拿出来给次中级又次中级乃至最低级的人一齐共享。不独物质上的权利如此，就是学问上艺术上乃至思想上，他那由上而下由集而散的情形，也复如此。英国固然是最好的模范，其他各国，也都是同一趋势。所以他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摇动的。”（《欧游心影录》，上篇）这是非常精当的见解。可惜梁任公先生自己缺乏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未能把这些洞见放置到理论体系的合适位置中去，使自己不至于在碰到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事实或遭遇到异议时就轻易放弃己见，就立刻退回到温暖舒适的传统旧文化的怀抱里，在那里寻找精神支柱和力量。梁任公先生目睹了欧洲在一战后的满目疮痍和各种混乱状况，深有感触，再加上在欧洲所会见的政界文化界名流中有不少人表达了对欧洲状况的悲观情绪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因而大受感染，做出了欧洲文明业已破产的判断，并产生了以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人类的良好愿望。殊不知那些名流在这种准外交场合说的客套话是需要大打折扣的，对于远道而来的东方贵客，欧洲绅士都是要说些客套话的。对弱者以平等的姿态相待，本是欧洲绅士的教养；而欧洲当下的确面临着困境，借此话题来讨好一下远方的贵宾，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不幸的是，这些表面现象和客套话误导了梁任公先生。他忘记了自己先前论述的欧洲在近代化过程中，其文明的普及以及内在的韧性，也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缺乏独立自尊的“新民”这一现实，却要中国青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再利用西方精密的研究方法，综合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以挽救人类文明。

问题的症结何在？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任公先生为新的文化系统所预设的立场和方法论上。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欧游心影录》，下篇）

这是一段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能得到许多中国知识精英首肯的文字。但魔鬼就潜伏在这里。首先，一切的一切，其前提是尊重爱护本国的传统旧文化；其次，要拿别人的新文化加以辅助，形成一种新文化系统——这意味着要以本国的传统旧文化为形成新文化系统的基本元素或主体依据；最后，形成的新文化系统要往外扩充，这意味着建设新文化系统的终极目标，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旧文化。因此，看似志怀高远、心胸博大的拯救世界的情怀，其前提以及最根本的原材料，却局限于本国的传统旧文化，因此在本质上是狭隘局促的。考虑到梁启超深厚的国学背景，再加上作为一个民族精英在祖国面临内忧外患时油然而生的民族自尊心，他的中国文化救世说的思路并非不可理解。但问题是这个思路能否真正帮助中国顺利地实现近代化？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这种思路中再加上近代文明的某些特殊产物——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种思路无益于中国的近代化？众所周知，近代文明以“客观、理性、求真”为精神内核，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机制，包括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它迫使系统在遭遇问题时，要求人们运用整个人类业已达到的理性和智力，在人类文明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努力寻求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所谓的近代化，就是从传统文明、中世纪文明或前近代文明出发，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或革新从而确立上述开放的动态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文明体由于方向或方法论的错误而掉进陷阱，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却一直无法跳出陷阱，近代化的进程异常曲折缓慢甚至倒退。中国所遭遇的“梁启超陷阱”就是其中的一个。掉入“梁启超陷阱”者，他们要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框架下去寻求文明发展的出路和解决方案，其成功的概率要比上述近代文明的开放的动态系统小得多。其原因很简单，后者要求在全人类的理性和智力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而前者在一开始就受到了狭隘的本国传统旧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所制约。这就犹如想要解决一道二十一世纪的数学难题——如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所挑战的“ABC猜想”，却限定他只能使用人类在十九世纪之前所发明发现的数学工具和数学定理，或只能使用日本数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明摆着有许多二十世纪以来发明发现的、更先进的数学工具和定理，却不屑用、不敢用、不能用，岂不悲哉？

这种方法论带来了一种内生的恶性循环。出于对传统秩序失控的担忧，系统决策人在划定的选择空间内只能通过强化本国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来实现对现有秩序的约束。同时，为了使人们自愿地接受这种约束，就必须彰显本国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但若要彰显其优越性，在无力解决体制内顽疾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推广其博大的世界主义几乎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解释了国内体制顽疾、国粹主义和对外的世界主义同时并存的“三位一体”。但国粹主义的恣肆和对外世界主义的推行又使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地深陷“梁启超陷阱”，意味着开放的、动态的近代文明系统也就越来越难以确立。

虽然中国人在“梁启超陷阱”中不断挣扎，但由于前近代文明下的威权主义政府具有极大的裁量权，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不停尝试新的政策措施，系统也会呈现出起伏跌宕的复杂变化。因此，掌握着巨大的系统资源的政治精英可以在前近代文明系统内乐此不疲，无休无止地试错，直到资源耗尽，系统难以为继。即使在此过程中与外部系统产生巨大冲突，但因深陷“梁启超陷阱”，除非有意识地努力跳出该陷阱，他们将持续地对抗下去。但一个民族也总有另外的一些优秀分子，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站在这种立场上，我们能够给出怎样的思路呢？

简单地说，既然梁启超的中国文化救世说的症结在于自我设定的思维局限，那我们就要放胆把这个局限打破。遭遇任何问题，都不预设前提，不限定解决问题的思路来源，同时不将问题的解决与问题以外的特定目的直接挂钩。这就是说，在遭遇任何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都不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于本国的传统旧文化或意识形态，更不直接将维护本国的传统旧文化或特定意识形态作为解决问题的目的。相反地，我们要以客观、理性和求真的精神去面对所遭遇的问题。第一步，要彻底弄明白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有些人这么说，还有些人那么说，为什么他们的说法不同？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要在最大可能的充分信息中寻求真相。第二步，要弄明白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成功地解释了某个事实的因果关系，并且这一因果关系没有被其他事实所推翻，这种解释就具有科学的性质，是合理的解释。如果这种合理的解释在本国传统文化或者特定的意识形态里找不到，那就要到更广阔的别的文化里去寻找，看看其他族群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在把问题弄明白的过程中，可倚重的不应只是本国文化传统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整个人类迄今为止所发展出来的理性和智力的成果。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传统思维和近代理性精神的差异。比如，近代大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历史哲学》）对于这句话，中国人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一看到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便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侮辱和诋毁，从尊重维护本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指斥其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态度稍微平和一点的，也认为黑格尔受到当时东西方交流不畅的客观条件制约，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才做出如此无理的判断。第二种，认为黑格尔既是近代文明史上的大哲学家，说的一定有道理，便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第三种，却是要定下神来，认真、仔细地分析黑格尔做出如此判断的依据。这就需要抛开维护本国传统文化的前提和目的，客观、理性、准确地了解和评价黑格尔理论体系及其背后庞大的近代学术积累，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历史，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整个过程中，你都不需要考虑维护本国传统文化或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味地让事实说话，让理性说话，让逻辑说话。一旦你有了一点原创的知识，新的文化系统就有了一点真实的内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这么做了，若干年后，作为其结果，新的文化系统就会有了自己的枝干。如果继续努力下去，再过若干年，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就会呈现出参天大树般的轮廓来。

第一种态度是今天在中国较普遍见到的态度，它与“梁启超陷阱”在根底上是一脉相通的。持第二种态度者也是有的，但只有第三种态度才能将中国引向一条真正不断进步的康庄大道。

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梁启超陷阱”，也能帮助中国顺利完成近代化的方法论。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一边死守着一块小天地，捆绑住自己的手脚，一边信誓旦旦地要谋求民族、国家和人类的长远发展？不！中国所有有着强有力的理性和智力者，不要再躺在“梁启超陷阱”里沾沾自喜，不要再看着国外的负面消息窃窃私笑，不要再对自己的文明系统内根深蒂固的基本问题熟视无睹，而要借着世界大变局的时机，运用近代科学训练出来的理性和智力，勇敢地跳出“梁启超陷阱”，在全人类的范围内努力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的合理方案。对于那个使自己不断掉入“梁启超陷阱”的整个文明系统，也要相信近代精神所赋予的理性和智力的伟大力量，系统而有序地去改造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是独立学者、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编辑邮箱 fang.wa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