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学者的恐惧、不安和“走或留”的两难选择
香港《国安法》：学者的恐惧、不安和“走或留”的两难选择 ——
香港《国安法》6月30日生效后，有条件移民海外的香港学者伍凤嫦纠结了一番后，做出一个决定：留下来，不过是暂时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定位自己。要考虑边界在哪，感觉好辛苦，”伍凤嫦说。她认为这种纠结限制了自己作为学者的创造力和想象空间。
伍凤嫦是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的助理教授，研究移民、性别等人类学领域的话题。为了相关研究，她还创立了一个非政府机构，帮助在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争取权益。
这些工作涉及有关人权与平等的政策讨论，并且需要与国际非政府机构和难民群体合作。有风险触碰到《国安法》针对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
学者的困惑
香港《国安法》出台后，法律界对这四项罪行的定义和可能在司法中的执行细节多有争议。许多人担心，该法措辞含糊不清、涉及范围广、惩罚严重，赋予当局过高的权力，无法保障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下人权和自由等核心价值。
该法第9条规定，香港政府要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10条规定，香港应通过这些地方展开国家安全教育。该法通过后，学界出现寒蝉效应，不少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在新的框架下自保，一些已经准备离开香港。
还能否继续与国外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能否继续参加其它国家举办的有关中国国家政策的研讨会？能否继续批评领导人的施政方针，接受国外媒体的访问，并发表针砭时弊的观点？在课堂上讨论时局会不会被激进学生或同行举报违反《国安法》，从而影响晋升或基金申请？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他们。
过去十几年，香港的大学凭借学术自由的氛围，在亚洲、甚至世界日渐获得优秀学府的声誉，吸引许多国家的杰出学者前来就职、讲学。《国安法》到来后，许多人担心大学还能否保持这种优势。
尽管北京一再强调，《国安法》仅针对“极少数人”。但该法实施后的一系列事件令许多人质疑这种说法。香港公共图书馆以避免违法为由，下架数本亲民主人士的著作，基于《国安法》重新评估。香港政府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有港独含义，带有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去年以来反政府抗议中常见的口号之一。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傅华伶教授在接受香港《明报》的访问时说，图书下架、针对口号的威胁与订立《国安法》的原意南辕北辙。“如果图书下架、口号要撤掉，就不是少数人的少数事情，那是很多人的很多事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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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不安
伍凤嫦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出生、成长，后来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一直以来她都认为，自由的言论表达是公民理所当然的权利。中国大陆有“以言入罪”的现象， 由北京主导制订的港区《国安法》，让她觉得恐惧与不安。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近日被开除。一份网络流传的盖有清华大学印章的处分书称，许章润自2018年7月以来多次发表文章，“严重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有关规定”。该决定据信与许章润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领导人施政方针有关。
伍凤嫦在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2015年发生在中国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上百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逮捕，有人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她说，社会科学专业难免触及国家政策和人权问题的讨论，遭遇许教授这样的命运似乎“近在眼前”。
在去年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作为组织者之一的伍凤嫦邀请了涉及人权事务的国际NGO负责人、联合国人权顾问、国外人权律师，以及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她担心，有了港区《国安法》，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到关注的对象。
伍凤嫦说，与她关系密切的五个香港学者已经在申请国外教职。她的姐姐曾在香港做警察，退休后移居英国，也担心她的安危，提醒她注意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表达。
在香港政府公布的《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中，警方被授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情况下”，不经过法庭许可搜查处所；要求服务商删除电子平台的信息；申请授权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的行动等。这引发了公众对警权扩大及干涉言论表达的忧虑。
“你该走了”，伍凤嫦姐姐最近劝她说。
自我审查
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影响与自我审查，已经有学者提交了辞职信。香港一所大学的周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来自台湾的周老师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和少数民族政策，做学术调研时会接触到中国政治敏感人物。他称受到上级压力，已经决定离开香港。
“一部分是个人决定，但《国安法》加速了这个决定，开始付诸实践。”周老师说。他担心曝光身份会因《国安法》而遇到麻烦，要求匿名。
半年前，周老师系里的主管私下找到他，客气地说，“以后有关学术活动的资料不能放上学校网站”。并解释，“可能会造成学校的困扰”。
翻看周老师在该大学网页上的介绍，只有简单的学历背景，没有任何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甚至不包括研究兴趣和方向。周老师形容“非常荒谬”。他说自己的研究都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没有任何违法或伤害学校的事。即便有（法律）模糊的地方，也应该有讨论空间。”
他认为系主任的话带有自我审查的意味。“困扰不是外部给的，是自己想出来的。”
“现在都对我不友善，有了《国安法》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荒谬的事，比如找我‘喝茶’什么的，何必要等到那个时候再走？”周老师说。“喝茶”在中国大陆是指被公安机关请去劝诫。
周老师还认为，《国安法》通过后，继续留在香港可能对他的研究造成困扰。
“因为香港不再是香港之后其它地方的人会觉得, 为什么实施《国安法》后，你还能在这个地方混得下去。人家可能质疑你做学问的客观和正当性。”周老师说。
信息自由与政治正确
周老师六、七年前来到香港教书，还参加过香港中联办和其他官方机构组织的参访大陆学校的活动。他说当时主办单位都知道他的研究方向，但绝不会主动干涉，让他觉得“完全没有压力”。
他当初来香港，是因为这里不仅是经济和贸易的自由港，还是信息交换的自由港。“不会有太多政治正确的考虑，而且言责自负，不会担心冒犯到别人。”
“但现在，那个空间好像不见了。”周老师说。
他提到香港电台的《头条新闻》事件。这个老牌的政治讽刺节目被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内容煽动公众对警方的仇恨，播出30年后于今年6月暂时停播。周老师认为《国安法》生效后，“本地媒体的审查会越来越严”。这影响到他今后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是否遭到抽稿或删节。
根据《国安法》第54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会同香港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外国新闻机构的管理。
中美角力下的学术空间
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艾宏思（Matthew Evans）日前以个人身份告诉美国《科学》杂志，他预计在包括社会科学、法律在内的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与教学在可能触碰到《国安法》的地方都会自我审查。即使在科学领域，日后也很难说服非华裔学者来香港就职。
另外，艾宏思还认为，因应美国在《国安法》通过后对香港作出的制裁，可能影响实验设备的进口，让相关研究大打折扣。
7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多项特殊待遇。其中包括，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之间的合作。
该研究所是中国国家遥感中心在香港的基地，用来监测泥石流、地震、洪水等地质灾害。在美国公布措施之后，该研究所做了简短回应，称与美国的合作协议已于去年11月结束。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对香港媒体表示，对美国的措施持审慎态度。他相信两地正在进行的其它科研合作还会继续，但今后的项目也许受到更多审查，经历更长的审批时间。
“捍卫学术气节”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在一场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上说，“不是说任何要求改变中国内地政治制度的言行都构成颠覆。” 他认为，批评中国的政策和法律，或者要求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行，若非《国安法》条文中所说的“以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则不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也强调，构成犯罪要看背后的意图。
这种解释无法让伍凤嫦安心，她认为“没有给出指标”，即没有明确指出哪种教学言论或行为不会违法。她说，作为学者，当然希望发表的言论产生影响，并引发公众讨论，但这样就意味着会给政府带来压力。“那政府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她说。
尽管心里不安，伍凤嫦也不想陷入恐惧的漩涡。因而当许多学者在去与留的挣扎中选择沉默、甚至默默地开始自我审查时，伍凤嫦却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发声。
“处身于一个既荒唐又动荡的时代，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捍卫学术的气节，向‘恐惧’这符号暴力说不，才能在自由被侵蚀的学术环境中生存和突围而出。”她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底线。“如果有人警告我，不能再讲话了，那我就会走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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