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美联储(Fed)和中国央行(PBoC)的相对表现时，西方总是把前者说成是老练、主动的，后者则是被动、官僚主义的。如果你花点时间琢磨一下，你会发现这些成见非常错误。

各国正在想方设法摆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各家央行的“火力”为此受到了密切关注。美联储往自己资产负债表上增添债券，并首次承受企业信贷风险，而中国央行拒绝传统的量化宽松政策。

随着美国股市飙升和信贷利差大幅收窄，多数掌声送给了美联储。但如果你观察得更细微，你会发现，中国央行显然正在成功推动经济复苏，而且没有借助非常规的政策，不会产生与之相伴随的道德风险。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假如危机恶化，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可以选择的手段要多于美联储主席。

2014年至2015年期间，随着石油和金属价格下跌，中国的工厂成本降低，中国出现了“通缩恐慌”。当时中国的政策回应是通过大幅增加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来刺激经济——在2016年的头几个月，中国央行就是这么做的。

利用“信贷脉冲”(credit impulse)这个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件事。该指标衡量新增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年度变化，通常领先于经济活动。

根据我对这一指标的定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信贷脉冲上升至20%，在2012年主权债务危机和2015年通缩恐慌期间都再次上升。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信贷脉冲往往下降：2011年为-8%，2014年为-7%，2018年为-6%。

其中在2018年，中国央行试图遏制信贷领域的某些无节制行为，认为这些行为会危及金融系统在较长期内的稳定。此举主要针对影子银行业——通常没有银行牌照、不吸收存款的金融公司发放的所有贷款都属于影子银行领域。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我正开始变得更为乐观，认为全球范围内将出现一轮周期性的复苏，一个原因是中国打击影子银行业行动对经济的拖累在减弱。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甚至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利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来购买政府债券，中国央行没有跟随这一趋势。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有过激烈的政策辩论，到目前为止正统观念占了上风。

相反，中国央行拿出它常用的应对方式，那就是依靠信贷渠道来刺激经济。在中国央行最近数月宣布的约30条政策中，逾四分之三与信贷有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对于经济中的流动性和信贷的广义计量——中的非银行部分再度扩大。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债券的发行，但就连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这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主要收入来源，非银行机构以此相互放贷——也有所恢复。

在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总体增长中，非银行融资预计贡献16%。去年该比例为6%，2018年的贡献则为负值。这种加速增长应会提升信贷脉冲，进而推高经济活动。

批评者会辩称，中国央行在“推绳子”(push on a string)。也许确实如此，但在3个月前，人们还普遍认为美联储已无计可施。我们认为，中国央行的选择比美联储更多，尤其是如果它在利用信贷渠道之外，还能采取“有用就行”这种做法——于西方央行而言这似乎是默认做法。

确实，通过相对不透明的非银行信贷渠道来刺激经济，可能无助于解决经济结构中的长期问题。但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此类担忧应该放到以后再考虑。

同时，中国央行引导信贷脉冲动态的能力，也许意味着中国可以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快地从新冠危机中复苏，并使经济更少受到损害。

本文作者是英仕曼GLG(Man GLG)的投资策略师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