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奥访问伦敦 英国在美国中国夹缝中如何考量自身利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中国问题成为本次访问的大事。在美国方面看来，近期英国对华为5G的决定、对香港《国安法》所做的表态和行动，都让美国感到欣慰，不辜负长期以来的“英美特殊关系”。
抵达伦敦后，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此次伦敦行旨在“与我们最紧密的盟国再续（美英）特殊关系”，“应对我们都面对的安全挑战”。
周二蓬佩奥与约翰逊会面后表示，双方讨论了5G问题以及英美之间贸易问题。他在推特上表示：“与约翰逊首相的会谈很有建设性。我们两国长期以来紧密地双边关系为今天的讨论打下基础。”
蓬佩奥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及外相拉布会面之前，与议会中对华强硬派议员们会面。英国舆论认为，此举被某些人看作是对首相对华政策的敲打，尽管就在蓬佩奥抵达英国之前，英国外相多米尼克·拉布宣布“立即、无限期”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
这是继香港《国安法》问题、华为5G问题、接纳香港移民问题导致英国与中国关系紧张之外，英国政府的又一新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警告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督促英国放弃在香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
中国英国关系
尽管英国与中国之间近期矛盾重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一仍然表示将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不要“自动反华”（knee-jerk Sinophobe）。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近期希望英国有自己独立外交政策，不要跟随美国起舞的多次讲话。
英国前驻美国大使彼得·维斯特马科特爵士（Peter Westmacott）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蓬佩奥此次访问英国可能会希望推进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是“英国政府应该会说，我们很理解中国内部的确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可是我们得生活在真实世界里，我们需要保持接触，而不是没有意义地对抗。”
维斯特马科特爵士说，“世界在处理中国发生的重要而且令人担心的问题以及长期以来的维吾尔族问题、南海军事化问题时，的确有必要合作找到共同的国际策略，找到我们能一起努力的办法，否则就会被一一针对。”
在维斯特马科特爵士看来，英国政府有必要在重要的、有责任的问题上坚持原则，譬如香港问题，英国“有特殊的道义和法律责任为香港做正确的事情”，至于华为问题，他认为英国并不仅仅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是因为美国制裁华为之后，英国下一代电讯公司不可能像几个月前英国所期望的那样能继续保持不依赖华为的独立。
“这是个很顺理成章的决定，但是英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所以英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按照美国的要求，虽然我们跟中国说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我们应该紧盯英国利益究竟在哪里，中国在英国基础设施方面有大规模的投资，这些都不那么有争议，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阻拦这些投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与盟国和朋友们一起应对投资以及疫情带出的供应链等问题，另外还有法治问题，人权问题和新疆问题。”
黄金时代不再？
过去几十年来，中英关系除了香港问题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波折。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时期，英中关系甚至被称为进入“黄金时代”。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英国国事访问，成为英中两国关系的高潮。如今英国因为香港问题、华为5G问题与中国矛盾加深的同时，英国并没有打算像美国一样与中国脱钩。
英国外相拉布周一在议会仍然表示，正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中国作为20国集团成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我们期待中国能承担起与这样的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拉纳·米特教授（Rana Mitter）认为，本周英国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中英之间“口水仗”甚为激烈：英国批评中国在新疆违反人权，在香港落实《国安法》可能影响异议人士，而中国虽然声音很大表示反对，但是实际上中国在自身外交面临世界范围孤立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与这个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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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特教授看来，中英之间都给对方留有余地，以便今后关系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不要“自动反华”的言论，说明中英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而中国虽然多次警告后果，却也“特别小心”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有什么实际行动。
米特教授向BBC表示，“可能中英双方在幕后都在努力避免有像中美冲突那样的情况出现。”
英国议会当中出现的对华强硬派，米特教授认为实际上对执政保守党政府并非没有用处，因为英国政府正好可以借机向中国方面表达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同时寻找可以合作的机会。
至于中英之间目前的针锋相对是否会演变为脱钩，米特教授认为中英之间不会脱钩，而且英国能向中国直言不讳讲出价值观、人权等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些与贸易一样都是英国所看重的。
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虽然激怒了中国却并没有影响双边贸易。
米特教授说，“中国习惯了听西方谈论价值观、人权等问题，在中国看来这些不是新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一次又一次都很务实， 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说，你可以平衡价值观和贸易，而且这两者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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