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停靠德州时，我又一次点开“健康宝”，希望它弹出不一样的内容。从前一日中午起，我就在支付宝与微信间来回切换，寻找生成一个健康码的入口。

二维码曾是生活便利的象征，我们用它获取信息、建立连接、支付水费电费以及电话费，当然还有支付。在信用卡和个人电脑时代滞后的中国，在移动互联时代却有了跃升。依靠智能手机，科技巨头们前所未有地入侵个人空间，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缔造着一张不断延伸之网。

这张网给你一种无处不在的自由感觉，身份、金钱、欲望，皆可在其中流淌。这注定是浮士德的交易，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买了什么，都记录在案。秘密亦是一种权力，一个掌握你秘密的人或机构，必然意味着某种操纵你的可能。你原来以为，人是价值与情感的动物，自带一种神秘、不可解释之处。但如今，人越来越像是一种信息的集合体，依靠某种操作程序来运转自身，安全远比自由带来更多慰藉。

二维码成了一种新的安全保障。酒店、餐厅、高铁、机场，倘若你没有一个证明你健康、且并未去过疫区的绿色二维码，你就寸步难移。疫情让技术进一步入侵找到了充分的合理性。但这保障又如此不可捉摸，它与技术的许诺背道而驰。

一份隔离结束证明、一份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以及绿色的“随申码”，给了我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我随即意识到，上海的自由，并不能带到北京。我需要一个新的二维码证明自己是安全的。微信与淘宝采集每一个人的信息，技术虽然许诺一种标准化，却摆脱不了地域的限制。上海是“随申码”，广东是“穗康”，北京是“健康宝”，浙江、江西、安徽，每一个省份看似依托同样的微信与支付宝，却对你做出不同的判断，表明各自的权力空间和彼此的互不信任。

我用“随申码”登上高铁。车站与车厢，皆比我想象中更拥挤。我原本期待自己能占据一个空荡荡的车厢，结果身边一直坐着乘客。这位短发的仁兄，四十几岁，始终在读书，先是一本编程指南，接着是Foreign Affairs杂志，我斜眼看到一个关于中美冲突的标题。他该在美国读过书，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他会怎样看待这个突然到来的新时代呢？车厢内的显示屏循环播放着企业家的访谈录，画面暗淡，构图不佳，雷军是其中主角，他正在谈论风口上的猪。几年前，这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比喻，倘若你赶上时代的浪潮，你即使是一头猪，也会飞舞起来。雷军的小米公司的确飞了起来，飞得比谁都快，一家创立不过三年的公司，却有了五百亿美元的估值，商业史上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如此。这是中国市场规模与数字技术的最佳结合，不仅创造出本土的庞然大物，还蕴藏征服世界的雄心。雷军在印度喊出的“Are you OK”的问候，有一种笨拙的、吞并一切的热忱。而此刻，雷军会作何想？印度人开始对中国的科技产品展现出高度的排斥。属于中国的风，正在退却吗？

窗外的天光逐渐暗淡，风景从江南的河流、池塘、草地，逐渐变成了北方的风物。楼房却始终存在。每个车站的周边，都有那么多在建的高楼，令人心生好奇，真有这么多人愿意住在高铁旁，在此生活购物吗？这是一种想象力匮乏的标志，人们不需要生活，也想象不出不一样的生活。此刻的中国，这种想象力的匮乏，以无穷无尽的浪费的方式铺面而来。美团的外卖，爱奇艺的网剧与综艺，淘宝的直播，它们无所不包，却又相似的空洞。

在德州站，我想起了扒鸡的香味，“健康宝”里却没能出现我期待的绿码，它不断提示我，因为我过去十四天的行程，它无法为我进行登记。但是过去十四天，我隔离于一家上海宾馆中，既未入京，亦无出京的可能。我的同事继冲担心我被这些二维码逼疯，特意从北京来接我。他不断给各种热线打电话，防疫中心、街道办事处、微信平台，询问我的困境，是技术问题，还是需要新的手续？或者必须再次隔离，七天还是十四天？这也是个吊诡之处，上海疫情已控，北京处在新一波疫情的恐慌中，但从上海到北京，我却仍要证明自己。我暗暗期待，抵达北京时，当中国移动精确地监测到我的位置，绿码自然就会出现。经过天津、廊坊时，我再次刷了一遍微信，什么也没发生。

抵达北京南站，我心灰意冷，期待的情况并未出现。紧接着，预定的四季酒店，不让我入住。一位眉目冷漠的前台经理，看了我的隔离与核酸检测证明，又审视了国务院提供的行程码，仍因我拿不出一个绿码，拒绝让我入住。她必定确信我是安全的，还特意拨通了麦子店街道部门的电话，在得到对方不让入住的答案之后，她没做出任何尝试，只说了声抱歉。一个睡眼惺忪的街道办事员的口吻，远比一个客人的困境，更为重要。

我回到自己的家。原以为缺乏二维码，门卫会拒绝我进入，没想到在测试了体温后，他们为我开了门。接下来几天，我暗暗祈祷，也许七天后，它会突然正常？我意识到，对于一个二维码的忧虑，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对于病毒的忧虑。我的世界迅速缩小到了一个二维码，我要为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挣扎。

但我随即适应了这新的日常。到处有检查，但又不是真的检查。你甚至可以晃动着手机进入餐厅、咖啡馆。人们不信任你，又放纵你，他们更在意的不是你健康与否，而是你是否拿出主动配合的姿态。我也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绿码的故事。一位滴滴司机会在每天醒来时，先打开“健康宝”，担心它突然变黄，这意味着未来整整十四天里，他不会有任何生意；另一位司机则说，因为丰台突然爆发的新疫情，他眼看着一位乘客有家不能回；一位同事只因身份证是武汉籍，买不到车票，只能先从无锡到天津，从天津到廊坊，再坐车回到北京的家，原本四小时的路程，他花费了整整一天。我看到小区里防爆器材上、楼道里到处张贴的疫情通知，可以想像，北京曾经的慌乱与无助。

即使在微信确切地知道我已经在北京住满了七天后，我仍未等到那个绿码，只好向街道求助。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卡夫卡笔下的K，看着咖啡馆、酒吧却无法进入；另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徒劳等待着突然到来的绿码。在街道办事处，我被一位花衬衣、带醋溜土豆丝味儿的大姐教训了一番。她批评并嘲笑了我的侥幸心理，强调街道的重要性，但又拿出北京人的热忱，为我详尽登记了信息，告诉我一切都可以解决，尽管她也不确认何时可以解决。那一刻，我意识到组织之重要与关键。即使你已经有了智能身份证、中国移动的信号、微信、支付宝，你仍然不能全然证明自己，你需要一个街道的再度确认。

次日凌晨，几杯啤酒过后，纯粹出于好奇，我打开了微信的健康宝。它出现了我的头像，一个不断闪烁的蓝点框，以及“未见异常”的绿色字样。是的，这足以证明，我是个安全的人，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场所，然后被登记在案。这一刻，解脱感荡漾于我内心，被确认，竟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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