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地点在北伦敦福音橡小学(Gospel Oak)的操场上。我双腿交叉坐在第一排，穿着一条粉色和橘色花纹的迷你裙。照片中共有35名学生，除了与我相隔几人的一名女孩有一位亚裔家长以外，我们全是白人。

从福音橡小学毕业后，我去了离家一英里的公立文法学校卡姆登女校(Camden School for Girls)。我展开一张摄于1976年的长幅校园合影。我站在后排，因为我当时已是第六学级的学生了。在700名学生中，我能看见两张黑皮肤的面孔。

后来，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 Oxford)，情况也一样，只是学生们看起来更时髦一些。我翻找了一会，找到了入学时的照片，并看见自己将黑色的学士帽用歪斜得可笑的角度戴在头上，试图（但失败了）证明自己与我周围的、大多都接受过私立教育的白人女性有所不同。

我从牛津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那一年里并没有留下集体照。但我不需要照片，因为我对团队阵容记得足够清楚。在我参加的培训项目中有9个人：全部来自牛津剑桥，全部是白人。我是其中与众不同的人，这并不是因为种族或阶层，而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女性。当我在几年后加入英国《金融时报》时，我发现新闻业的从业女性比银行业稍多一些，但种族多元程度不比银行业强。

到我离开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候，我在60年的人生里几乎只与曾在顶尖大学学习、从事高端工作的白人交往。有时我为此感到有些羞愧，但以前我从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我只不过是阶层、世代、教育和职业塑造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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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示威活动，让我们所有人都停下来思考种族问题。这让世界各地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曾流露出种族主义的痕迹。对于我而言，这场令人不自在的审视开始的契机，并非明尼苏达州黑人遇害事件，而是在3年前，当我开始在伦敦哈克尼区(Hackney)一所学校教书的时候。我在58岁时从一个所有人都与我相似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我作为英国白人成为少数群体的世界。我学生的家庭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加勒比地区、土耳其、孟加拉国和越南的第一代、第二代、有些甚至是第三代移民。

在第一次点到时，我对这些群体的无知就令人羞愧地显露了出来。我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32个名字，其中我能毫不费力读出来的只有10个。我差不多能念出“优素福”(Yusuf)这个常见名字。可是Kujoe，Igbekoy，Djimon该怎么念呢？我念错了一个又一个名字。我感觉我头上写了一条巨大的标语：这个女人完全是个白痴。她几乎肯定也是个种族主义者。

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念名字方面有了进步（现在我已忘了为什么我曾经觉得这事那么难），但却犯了其他更糟糕的错误。在我任教的第二年，我教授了一门商业道德伦理课。我向班里的学生解释道：“企业都急于向世界证明，它们清白得不能再清白了（whiter than white，字面意思：比白人还白——译者注）。”教室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几个学生互相交换了眼神。这个老派的短语从我脑袋里冒出来时似乎并无冒犯之意，但当它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那一刻起，它就立刻变得错误、令人不适。

在接下来的一秒钟内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我应该暂停讲课，向同学们道歉吗？这会打开一个不满情绪的潘多拉盒子吗？我决定继续讲课，假装无事发生。由于学校管理严格，所以没有人直接挑战我，但我很受震动。我再也不会使用这个短语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当记者的老朋友，向他倾诉我的失言，以及我觉得犯这个错误有多蠢。“太荒谬了，”他感叹道，“Whiter than white并不是种族主义。这个短语来自一条肥皂广告。我太惊讶了，你过去是我认识的最无所畏惧、不在乎政治正确的人，现在却对这些事情妥协了。”

我抢过话头说，这并不是“妥协”。这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这件事情很简单：如果我说了冒犯别人的话，那就应该学会停止说同样的话。立刻停止。

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重大问题，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是什么。当我在教学时，我的职责是应该时刻想着种族问题，还是不要去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我的回答可能会是后者。我领薪所做的工作是教授经济学，并让学生们相信，正外部性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如果我把这份工作做好了，我就帮助了我所有的学生们——不论是一个住在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旁的豪宅里、父亲是英国广播公司(BBC)高管的女孩，还是一个与孟加拉裔母亲和5个兄弟姐妹挤在两间房的公寓里的男孩。

在我担任实习老师的第一年，我自愿去课外辩论社团帮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擅长的领域：我可能当时还没搞懂如何教学，但我确实知道如何辩论。管理社团的是一名很会启发学生的年轻老师，他喜欢选择有争议性的辩题。一天，他选择的辩题是“本方辩手认为应该设置少数族裔教师配额”——这是个特别敏感的议题，因为在这所学校里，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约75%，但教师群体中绝大多数却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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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分配去正方当教练，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的辩论队不用我的帮助就想出了3个有力论点。一：黑人教师能为黑人学生树立更好的榜样。二：黑人学生寻求黑人教师的帮助会感到更自在，因为黑人教师更可能理解他们的一些烦恼。三：设置配额是雇佣更多黑人教师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会受到种族主义阻碍。

我听了整场辩论（我这一方毫不费力地获胜了），越听越感到尴尬。我并非为自己是白人而感到抱歉，而是我开始思考，我在这所学校执教是否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有价值。后来，我问两名黑人教师朋友他们对此怎们想。两人都说，种族主义——不论是不易察觉的那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种——都曾给他们造成过阻力，而且两人都说，黑人学生经常来找他们，抱怨他们比白人学生更经常被留堂。

这让我更不自在了。首先，由于我从来不是种族歧视的承受方，我会倾向于低估别人报告的种族歧视事件。其次，我突然想起来，在放学后被我留堂的学生中，大部分是男孩，大部分是黑人。我确信，被我留堂的学生都违反了某一条校规。但有没有白人小孩也违反规定，但我不知怎么却放过了他们？我希望没有，但我能确定吗？这是另一件需要担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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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像每个地球人一样，我有许多自己没意识到的偏见。我知道自己内心对种族的态度是端正的，但我也知道，在穿越种族问题雷区时，光靠内心态度是不够的。我需要别人的指点。

几个月前，我才意识到真实情况有多么糟糕，当时我在面向哈克尼区所有中学生的公共演讲比赛中担任评委。每所学校选派两名演讲得最好的15岁学生参赛，演讲主题可以是任何他们想谈的话题。当晚，我坐在大礼堂的评委席上，聆听24名青少年发出自己的声音，脱稿说出自己的心声。这本应该是鼓舞人心的，但我离开时却比入场时更加低落了。在决赛选手中，有8名是黑人女孩。其中一个最先上场的发表了一场铿锵有力的演讲，讲述她作为黑人年轻女性如何感到被边缘化。第二个女孩的演讲主题是，女性美的理想标准如何把黑人之美排斥在外。其余6名选手也做了类似主题的演讲。她们的表现水平不一，有的中等，有的激动人心，但主题都一样。

比赛现场距离我家约有200码远，但我好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我以为伦敦的种族主义问题比一代人之前减轻了很多，所以当我发现这是这些女孩们唯一想谈的话题时，我感到很震惊。我现在明白，对于这些年轻女性而言，过去是什么样与她们无关。当下对她们来说才是重要的——她们对此的讲述既很重要，也令人忧虑。

我不知道在政策层面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也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在自己的课堂里能做些什么——除了尽量避免再说出过时的错误话语。在想不出更好办法的情况下，我认为现在能做的，就是倾听我的学生讲述他们的世界，并继续向他们讲述我的世界。我在教育他们。他们也在教育我。

本文作者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是Now Teach联合创始人，英国《金融时报》管理板块前专栏作家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