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

韩国网上秘密性剥削案件N号房主谋赵周斌（音译，Cho Ju-bin）被捕后这样形容自己。

赵周斌被称为“博士”，他经营网络聊天室，勒索几十名年轻女性自行制作与性相关的视频，受害女性中有16人未成年。

这些视频与强奸暴力有关，赵周斌在加密通讯软体Telegram售卖这些视频，价钱由20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

他的“博士房”并非唯一一间聊天室，他把其复制成不同号码的“N号房”，让顾客可以付费实时接触到那些上载的勒索所得视频。

无数同类型的房间意味着有数以万计的付费用户。

根据韩国报章《国民日报》，每一间房大约摆放了3至4名被勒索少女的视频。

聊天室的营运者联络这些少女，假装答应为她们提供模特儿或性相关的工作，然后要求少女透过Telegram提供个人资料和照片，这些资料成为了被勒索的工具。

赵周斌面对14项控罪，包括强奸、勒索、非法制作及传播性物品等等，案件在他被捕后三个月后，即6月11日开审。

根据其律师，他承认透过Telegram制作及散播性爱视频，但他否认有勒索、暴力、威迫这些少女。

虽然各界聚焦在这位疑犯身上，但因他受害的少女，却在孤独挣扎。

韩国社会倾向保守，几十名受害者正面对漫长崎岖的路，去重建她们的人生。

李孝琳（音译，Lee Hyorin）决定帮助这些受线上性罪行所害的受害者。

她接受BBC访问时说，“有时候我觉得休息已经是罪，当我睡觉，就等同让更多性侵视频流出，受害者更受伤。”

“起初我想如果我每天日以继夜工作，或许我可以删掉所有这些视频。”

她自2017年开始，处理网上性罪行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最初，她的工作是在网络上移除这些内容，但她很快发现，单纯地把这些案发证据移走并不足够。

“性侵视频成为了社会问题，但没有制度去协助受害人，”她说，“这就是我们组织‘韩国网络性暴力回应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单是删除那些东西，而是从女权的角度，向受害人提供辅导服务。”

李孝琳很快洞悉到自己工作的价值，知道受害人会因为这些案件，有长远的伤害。

“很多受害人也很害怕，担心她们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储存，现在或是十年后，仍然会被人拿去娱乐或谋利，”她说。

许多受害者去到她的中心，都会提出很多借口。

“她们这样做真的令我心碎，”她说，“我会确保花时间告诉她们，这不是她们的责任或错误。”

她相信，受害人康复的根源是要从罪恶感获得解放。

“这很令人伤感，许多受害人事实上周边没有人会对她们说一些我对她们说的话。”

相反，很多人责怪或批判她们，令许多受害人感到罪恶感和羞耻。

要走出阴霾本来就需要很大勇气。李孝琳估计，那些因Telegram性贩卖案而向她们求助的受害人，只是占全部受害者的少数。

“受害者来找我们之前，已走了一段艰苦的路，面对了警察和媒体等等，她们找我们时感到身心疲惫。”

许多受害人选择放弃，李孝琳则希望与她们一起，逐步重建生活。

“我们康复的定义就是她们不再是被动的人，被她们所受的痛苦困起来，她们会消化了这次事件，把它视为人生历练的一部分，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李孝琳的工作对自己个人也有影响。

“我提供辅导时也感受到她们的痛，我也得了一些类似创伤后遗症。”

“N号房事件中，那些男人强迫女性乱伦，这太令人震惊，他们如此抢夺受害人的自尊和侵犯她们。”

不断接触这些物品也令她个人生活受影响。

“我自己都很害怕，在我加入这个组织前，我见到一些性爱视频的缩图，有点像是我跟我的伴侣，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惨，日出时我才敢把这视频下载，最终那并不是我，每当我进行删除性视频的工作时，每当见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会查清楚，怕万一出事。”

时间让她逐渐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

“两年前，当我被指派去删除一个人的内容，我因为那性视频的缩图而心灵受创，它深深打击了我，但我现在可以了，我猜时间过去了，我就克服了那震撼。”

她自己亦要寻求帮助，“辅导员也需要被辅导，”她说，“我们要面对很大压力。”

在韩国，网络性罪行一般很难提告，很多被捕人士经常只是收到警告就获释，而即使成功提告，多数刑期也不严苛。

根据当地高等法院的纪录，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有7446人因为非法拍摄而被提告，但只有647人被判监或罚款。

这激怒了韩国人。

BBC驻首尔记者劳拉‧比克（Laura Bicker）说，“不断有女性告诉我，她们觉得司法制度不足以惩罚性罪行，没有阻吓作用，而有不断地有数以万计的女性，呼吁政府作出改变。”

韩国政府表明会修改现行性罪行的法例，包括一些线上性诱及勒索儿童少年。

当局5月打击网络性罪行后，国会修改法例，令储存、藏有、观赏、购买未经同意摄录的视频或图片，将会面临2.5万美元罚款和最高3年监禁的刑责。

此前，观看或藏有这些非法录的影像不会受到处分。

韩国N号房事件中，韩警称664名疑犯被扣留，包括一些重要疑犯。

但一些法官继续宽容地对待网络性罪行犯罪者。

赵周斌案件审理时，一批女权活动人士在法院外抗议，称如果他不接受更严厉的刑责，将会有更多侵害个案和更多受害者。

李孝琳追求打击网络性罪行的决心更明确。

“2018年时，我活在单纯的愤怒中，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为何这样具侮辱性？我很生气，令我不能停止工作，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作‘呐喊’。”

“我们没有所有案件终结的一天，这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唯有不断协助那些受到报复色情和网络性罪行影响的受害人，让她们康复。”

她相信，每当她们删去一段视频，就让多一个人可以展开自己康复的过程，但这种不断移除非法内容和暂停这些东西运作的工作永无休止。

“网络性罪行剥夺了一个人的基本自尊，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停下来。”

图片：Jilla Dastmal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