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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兹和我坐在大西洋中央的一艘货轮上，太阳西沉，微风徐徐。这让人想到退休广告里的画面——一对夫妇面朝开阔的海面，满怀希冀地看向未来——然而丽兹和我相互还不怎么了解。那是我们的第10次约会。

两个星期前，我们在唐人街的一个小酒吧喝红酒——挣扎着想制造一点浪漫。我是几个月前通过工作认识丽兹的，之后我们出去过几次，感觉有希望。

然后她就打电话告诉我，她觉得没准备好。她的原话是：“我的占星师说，时间不对。”

我对于星座没那么狂热。所以我挂了电话，对朋友抱怨了一番那个占星师（这个人绝对没参加我们的任何约会）。丽兹出生时的星座位置，怎么会让我今时今日的约会生活翻了车呢？

第二天早上，我陷入一种熟悉的、某种东西还未开始便失去的感觉，然后退回纽约城惯有的情感关系形态，去赴更多不做承诺的约会。

几个星期后，我参加完朋友的婚礼回国时，丽兹给我发来消息：她改变了主意。

在唐人街的酒吧，我给她看了飞机上拍的一张照片，大西洋中央的一艘货轮。这艘船让我想到，我们失去了对世界之大的感知，因为旅行没有了距离感。体验一下从北美到欧洲有多远，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从海上走，就像我的祖父母一个世纪前从印度来时那样？

“我们去吧，”她说（她这时已经两杯红酒下肚），“我们一起去搭货轮穿越大西洋吧。当作我们的下一次约会。”

我们俩都笑了出来。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发消息告诉她，我还在想着那艘货轮。

“你什么时候有空？”她回道。

“接下来三个月都没问题。”我基本上是在开玩笑，但也没有说谎：我是一个创业公司咨询师，所以自己能够左右工作时间。（她的工作也同样有弹性。）

几个小时后，她告诉我，已经订好了。我们两周内出发。

我怔了一下。这好像有点太快了。我们从没一次性在一起超过五个小时。我都还没跟朋友和哥哥说我们又开始约会的事。（就他们所知，一位占星师剥夺了我的机会。）

我们还从没一起过夜，但现在我们的下一次约会得在一艘货轮上与屈指可数的其他旅行者和船员一起过上十天？

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同意。干嘛不纵身一跃？

计划行程时，我们只讨论实操问题；在出发前了解对方，似乎显得太冒险了。我们买了天体航海、海难和性格测试的书，做清单讨论怎么装饰船舱。

等我终于告诉家人时，我父母试图要见她（失败了），而我哥发来约会在邮轮上急转直下的YouTube视频。事情开始让人有点措不及防，让人感觉这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在哈利法克斯登上货轮时，发现设计房间的人显然没考虑到浪漫因素。两张单人床前后固定在一面墙上；狭小的洗手间一股下水道和柴油的臭味。这艘货轮有15层楼高、三个足球场长，装着3800个集装箱和1300辆汽车，从北美驶往欧洲。里面的过道总让人找不着北，狭窄、没有窗户，每扇门看起来都一样。船上一共28个人，其中包括船长和18位船员。

丽兹和我开始拿出行李。她带了新床单、羊绒毯子、蜡烛和台灯。我带了一小块波斯地毯、拼字游戏、扑克牌、书和一个“约会时问什么”的清单。以防万一嘛。

房间里，我这边感觉像个宿舍，而她那边像个家。所以我们就呆在她那边。当我们调整躺姿，在单人床上安顿下来时，窗外堆叠集装箱的声音震耳欲聋。

行程开始后，我们形成了一定的规律：读书、睡觉、与其他旅行者聊天讲故事。我们与来自荷兰的一对儿成为朋友。他们自称“陆上行者”，去过六年开着改装过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环游世界。

船上最刺激的是应急演练，我们要跑过几百米集装箱峡谷和被水堵住的门，沿着船的外沿爬上五层金属楼梯，从船尾逃离。我们的下午在咖啡机旁露营度过。一天晚上，菲律宾船员们组织了卡拉OK，活动前还招待了传统的菲式酸汤和炸鱼。

无所事事，便意味着丽兹和我除了增进了解别无他法。琐碎的交流变成了关于各自过去的深层对话。船长告诉我们寄钱回家给他女儿的事，开启了丽兹和我关于自己与钱的关系、以及这关系如何随时间演变的漫长对话。船上的每一天，都如同纽约城约会一个月。在那10天里，我们有160个小时醒着在一起，共进了20次餐，亲热的次数比一般情侣五个月的总和都多。

到了第三天，我对丽兹说我爱她。到了第五天，我们在谈论未来。到了第八天，我们吵架了。

她说我不顾及她的需求。我在她需要独处时要求她社交。我要她从我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且不懂倾听。反过来，我认为她不接受我们所处的事实。我们就在逼仄的房间里盯着对方。无处可去。

如果在纽约，我就会离开，然后在家附近的酒吧与朋友见面，抱怨她。他会对我表示支持，我便会理直气壮地离开她，重复我已经被困其中超过十年的约会怪圈。

而在船上，我无处可逃。我走到舰桥下的甲板上，坐在一只装满救生衣的铁箱子上。她留在房间里。一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儿，脑中回放我们的对话。

确实有一些时刻，她告诉我她需要空间，但我没有听进去。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交际吗？这种想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没有人可以交流，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自己是对是错。而我脑中的对话似曾相识，它来自以前的情感关系。在那些关系中，我责怪对方并离开，这一模式突然如此明显。我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真的慢下来，去真正理解这些对话。我从来没有看清自己所说、所为和——最关键的——所要之间的隔阂。

几小时后，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穿过无窗的长廊走进房间，挨着她在床上坐下。

“对不起。”我说。

“我也一样，对不起。”她说。

我们在她的单人床上睡着了。

两天后，我们到达英格兰利物浦。以船上的时间计算，我们一起已经几乎一周年了。我们入住了一家四星酒店，要了客房服务，看了一部烂电影。

我看着丽兹。我爱她的笑，她的红色卫衣。一切如此完美。

第二天，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们开了一瓶香槟。几个星期后，我们去见丽兹的占星师，做了首次爱情解读。

“你们很配。”占星师说。

我的白羊座，丽兹的水瓶座，所有的上升、太阳和月亮都站在我们这边。

回来几个月后，我们在纽约的公寓租约同时到期，我们决定搬到一起。然后我们订婚了。而最近，当新冠病毒让我们的城市和国家陷入停顿时，丽兹和我逃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城我父母这里。写这篇文章时，我们俩（还有她弟弟！）都被隔离在一个小房子里，与我长大的房子隔街相对。

没关系。我们不介意隔离。对我们来说，隔离带来了这一切。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4月3日。
Dev Aujla生活在纽约，著有《50 Ways to Get a Job: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Finding Work on Your Terms》一书。
翻译：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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